如今,我国依赖基建与地产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依然存在。尽管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调整与转型,以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,但是,从消费增长稳定以及出口疲软的态势看,如果维持一定速度的增长,投资发力就会见效。
当前,中国经济存在两个目标,一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这项改革需要适度的总需求管理配合,所以,有必要通过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。另外一个目标,则是在“十三五”期间,到2020年gdp总额要比2010年翻番,这个目标需要gdp年均6.5%增速才能实现,而在一些地方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下,必然会加大对投资的依赖度。
与投资增速分布相关的,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持续攀升,尤其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绕过监管暗中举债,这是因为按照目前的财政政策,地方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撑庞大的投资开支。鉴于这种变相举债现象导致债务风险攀升的情况,国务院发布的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》明确了“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,中央实行不救助原则”,以遏止地方政府的无序举债。
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些问题,首先,当确定了增长目标后,地方政府必然要努力完成,很多时候他们会在投资方面发力。其次,在财政压力逐步加大且债务规模膨胀的基础上,加大投资只能继续举债。因此,对增速目标的追求与对地方财政风险的控制,目前存在着某些张力。
此外,中国经济转型,尤其是当前大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需要一定的压力才能够完成。但是,当保增长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,通过投资扩大总需求,会降低去产能、去杠杆、去库存的必要性,甚至会结构性地刺激杠杆上升与产能扩张。也就是说,依靠地产与基建维持经济增速不利于总体改革的推进。
因此,有必要考虑适度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。否则,地方政府会在保增长以及限制举债之间左右为难,这种窘境也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的行为走形,在监督之外制造出更多的问题。此外,对于地方政府而言,保增长比改革面临的阻力与困境更小,因此他们会自然地淡化改革而追求增长,这又会不利于改革并积累出更多的结构性问题。
目前,应该尽快解决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,快速推进改革事业,形成有利的市场预期,避免出现一个更为复杂的格局。如何在稳定的基础上推进改革是一个巨大挑战。事实上,应该接受改革的阵痛,逐步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,果断进行结构性调整,因为投资驱动会带来更多的政府债务、更大的改革阻力以及货币购买力缩水等问题。适度降低对增速目标的追求,关注改革效率、增长质量与民生,可能是未来最重要的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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