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没有研究过个税起征点具体应调到多少，不过我认为即使是调到8000也还嫌低。”昨日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如此表示。他认为，政府当前的经济政策如4万亿投资项目等主要都是考虑gdp的增长，但这并非最重要的。真正有意义的是努力提升就业率，并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点。
此外他还认为，推出经济适用房既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不公平，也无法体现市场经济的原则，因此实际效果有限。此外，他认为贫穷并非我国的农民问题的关键，土地所有权不受保护才是问题的核心。
政府应向富人征税
“这些年来，我国社会财富增长迅速，人民手中的财富应该也是增加了，可是人民并没有感到满足，”茅于轼说道，“这说明我们仅以增加社会财富为目标是不对的。”他认为，我国经济政策不应该只以gdp的增长为核心。
茅于轼指出，在刚刚开征个税的时候，国民平均工资大概在100元的水平，当时规定800元的起征点是比较合理的；但现在平均工资已经大大提高，个别地区(如广州等)甚至到了2000元，那么按照同样的比例，起征点应该提升到一万多元才对。“8000元不高，还嫌低。”他认为，为了体现公平原则，政府应该向富有的人征税，然后把钱分配到穷人手中，而不是向富人和穷人都征收一样的钱。
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但是，在国家经济增长迅猛的同时，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。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危机冲击下，我国经济增长趋缓，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，而通货膨胀也使得人民消费能力下降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茅于轼教授表示，经济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只盯着gdp，也需要考虑推动就业和提高人民收入。
“奥巴马一当选总统就提出要增加25000个就业机会，可是我国却投入了4万亿促进经济增长，方向明显不同。”他认为，如果国家能有效提升就业率，即使gdp有所下降也不怕，因为国民有购买力，可以通过消费拉动gdp；而如果着眼点只是拉动gdp，与此同时就业率却有所下滑的话，反而是更糟糕的情况。
茅于轼说，巴西此前在gdp增长率达到3%的同时，就业率的增长也有3%。但是在中国，虽然gdp有数年增幅都在10%以上，就业率的年增长率却只有1%。
经适房未真正体现公平
茅于轼还认为,现在的经济适用房既没有通过市场化提高效率，也没有通过对其分配体现公平。他认为，一件事情如果牵涉到两个方面的考虑，那么应该是在保证其中一个方面的目标得到实现的同时，尽量兼顾另一方面，这样才能达到最优化。而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并没有做到这点。
茅于轼认为，此前的住房改革是成功的。在改革之前的30年中，我国住房数量几乎没有增长，但是在停止福利分房、开放商业住房之后，全国大中小城市都开始建设住房，其增长速度是“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”。这正是市场调解下效率最大化的体现。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房价过高，只有富人住得起房子的情况。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推出的经济适用房却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
“经济适用房要通过申请审批等复杂的过程，这样显然放弃了市场分配，牺牲了效率。但是也没有体现公平。”茅于轼认为，最困难的人群，如城市中的打工者，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付经济适用房几十万元的价格，该政策没有使这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获利。而且有的地方在审批经济适用房的过程中还出现了腐败风险，更是损害了公平的原则。
“据我所知，有的地方甚至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经济适用房的分配，这和赌博有什么分别呢？”茅于轼对目前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很是有些不同看法。
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
“马克思经济理论说劳动创造财富，这话其实不对。劳动最多的是农民，但农民也最穷。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由于剥削造成的，因为农产品价格低是由市场决定的，并非是谁在操纵。”茅于轼称，对农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土地，但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，这也是问题的关键。
他认为，历史上农民手中的土地分了又收、收了又分。现在即使是要流转，实际上仍然没有给予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。而如果所有权不明晰，就如同一件东西既是这个人的，又是那个人的，很容易“打起来”。因此，要保护农民的利益，就应该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。这也是对农民人权的保护。
茅于轼表示，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有两方面，一是经济方面，钱多钱少的问题；另一个则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。他认为，经济全球一体化之后，经济不平等、财富差距在加剧，这是难以自然消除的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人们的社会地位的差距在缩小，比如说服务员跟客人之间的地位就是平等的。雇佣关系不是剥削关系。而我国农民目前的社会地位显然很低，连自己土地的所有权都没有得到保护，这正是亟需改变的。
茅于轼简介：
当代著名经济学家。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，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。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，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，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。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、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、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、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、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专家、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、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。著有《择优分配原理》、《生活中的经济学》、《谁妨碍了我们致富》、《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》、《中国人的道德前景》、《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》等。退休后与另外4名经济学家成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，担任理事长。
王则柯(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)：我国不够重视能源价值
现在国内仍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，这点我不能苟同。劳动创造价值没错，但是自然资源如原始森林、矿产、能源等等，本身就具备价值。而正是由于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的错误观点指导，使得我国对能源并不珍惜，因此企业能效很低。日本的能效是我国的9倍，美国是7倍，就连印度这个暂时没有我们发达的国家，他们的能效也有我们的3倍。而由于不重视能源本身的价值，在对其开采利用的同时，国民利益也就没能得到体现。此前在油价高涨的时候，俄罗斯每出口1吨的石油，国家征收的关税达500美元；我国出口同样多的石油，关税却不到10美元。
黎友焕(广东省社科院博士)：裁员规模预料节后扩大
最近我正在做一个调研，研究此次国际经济危机对珠三角地区外向型企业的影响。这个调查涵盖的对象包括3000多家企、87个企业家以及60名专家学者。我们认为，此次经济危机传导到我国经济的渠道是：美国金融市场——国际商品市场——??我国内源性企业——我国金融服务业。这对我国经济形成了全方位的冲击。
调查发现，在国际市场萎缩、成本提高、资金紧张、出口价格下降等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，珠三角地区的确出现了不少企业倒闭的现象。而许多企业虽然暂时没有倒闭，但是也已经停工，或者产能降低到原有的25%以下，它们正在苦苦的坚持。但是目前经济危机并未见底，春节后直至明年的情况将给您更糟糕。因此，春节过后估计还会有更多企业坚持不下去，或将引发更大规模的裁员潮。
此外他还认为，推出经济适用房既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不公平，也无法体现市场经济的原则，因此实际效果有限。此外，他认为贫穷并非我国的农民问题的关键，土地所有权不受保护才是问题的核心。
政府应向富人征税
“这些年来，我国社会财富增长迅速，人民手中的财富应该也是增加了，可是人民并没有感到满足，”茅于轼说道，“这说明我们仅以增加社会财富为目标是不对的。”他认为，我国经济政策不应该只以gdp的增长为核心。
茅于轼指出，在刚刚开征个税的时候，国民平均工资大概在100元的水平，当时规定800元的起征点是比较合理的；但现在平均工资已经大大提高，个别地区(如广州等)甚至到了2000元，那么按照同样的比例，起征点应该提升到一万多元才对。“8000元不高，还嫌低。”他认为，为了体现公平原则，政府应该向富有的人征税，然后把钱分配到穷人手中，而不是向富人和穷人都征收一样的钱。
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但是，在国家经济增长迅猛的同时，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。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危机冲击下，我国经济增长趋缓，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，而通货膨胀也使得人民消费能力下降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茅于轼教授表示，经济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只盯着gdp，也需要考虑推动就业和提高人民收入。
“奥巴马一当选总统就提出要增加25000个就业机会，可是我国却投入了4万亿促进经济增长，方向明显不同。”他认为，如果国家能有效提升就业率，即使gdp有所下降也不怕，因为国民有购买力，可以通过消费拉动gdp；而如果着眼点只是拉动gdp，与此同时就业率却有所下滑的话，反而是更糟糕的情况。
茅于轼说，巴西此前在gdp增长率达到3%的同时，就业率的增长也有3%。但是在中国，虽然gdp有数年增幅都在10%以上，就业率的年增长率却只有1%。
经适房未真正体现公平
茅于轼还认为,现在的经济适用房既没有通过市场化提高效率，也没有通过对其分配体现公平。他认为，一件事情如果牵涉到两个方面的考虑，那么应该是在保证其中一个方面的目标得到实现的同时，尽量兼顾另一方面，这样才能达到最优化。而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并没有做到这点。
茅于轼认为，此前的住房改革是成功的。在改革之前的30年中，我国住房数量几乎没有增长，但是在停止福利分房、开放商业住房之后，全国大中小城市都开始建设住房，其增长速度是“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”。这正是市场调解下效率最大化的体现。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房价过高，只有富人住得起房子的情况。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推出的经济适用房却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
“经济适用房要通过申请审批等复杂的过程，这样显然放弃了市场分配，牺牲了效率。但是也没有体现公平。”茅于轼认为，最困难的人群，如城市中的打工者，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付经济适用房几十万元的价格，该政策没有使这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获利。而且有的地方在审批经济适用房的过程中还出现了腐败风险，更是损害了公平的原则。
“据我所知，有的地方甚至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经济适用房的分配，这和赌博有什么分别呢？”茅于轼对目前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很是有些不同看法。
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
“马克思经济理论说劳动创造财富，这话其实不对。劳动最多的是农民，但农民也最穷。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由于剥削造成的，因为农产品价格低是由市场决定的，并非是谁在操纵。”茅于轼称，对农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土地，但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，这也是问题的关键。
他认为，历史上农民手中的土地分了又收、收了又分。现在即使是要流转，实际上仍然没有给予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。而如果所有权不明晰，就如同一件东西既是这个人的，又是那个人的，很容易“打起来”。因此，要保护农民的利益，就应该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。这也是对农民人权的保护。
茅于轼表示，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有两方面，一是经济方面，钱多钱少的问题；另一个则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。他认为，经济全球一体化之后，经济不平等、财富差距在加剧，这是难以自然消除的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人们的社会地位的差距在缩小，比如说服务员跟客人之间的地位就是平等的。雇佣关系不是剥削关系。而我国农民目前的社会地位显然很低，连自己土地的所有权都没有得到保护，这正是亟需改变的。
茅于轼简介：
当代著名经济学家。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，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。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，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，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。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、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、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、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、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专家、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、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。著有《择优分配原理》、《生活中的经济学》、《谁妨碍了我们致富》、《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》、《中国人的道德前景》、《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》等。退休后与另外4名经济学家成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，担任理事长。
王则柯(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)：我国不够重视能源价值
现在国内仍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，这点我不能苟同。劳动创造价值没错，但是自然资源如原始森林、矿产、能源等等，本身就具备价值。而正是由于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的错误观点指导，使得我国对能源并不珍惜，因此企业能效很低。日本的能效是我国的9倍，美国是7倍，就连印度这个暂时没有我们发达的国家，他们的能效也有我们的3倍。而由于不重视能源本身的价值，在对其开采利用的同时，国民利益也就没能得到体现。此前在油价高涨的时候，俄罗斯每出口1吨的石油，国家征收的关税达500美元；我国出口同样多的石油，关税却不到10美元。
黎友焕(广东省社科院博士)：裁员规模预料节后扩大
最近我正在做一个调研，研究此次国际经济危机对珠三角地区外向型企业的影响。这个调查涵盖的对象包括3000多家企、87个企业家以及60名专家学者。我们认为，此次经济危机传导到我国经济的渠道是：美国金融市场——国际商品市场——??我国内源性企业——我国金融服务业。这对我国经济形成了全方位的冲击。
调查发现，在国际市场萎缩、成本提高、资金紧张、出口价格下降等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，珠三角地区的确出现了不少企业倒闭的现象。而许多企业虽然暂时没有倒闭，但是也已经停工，或者产能降低到原有的25%以下，它们正在苦苦的坚持。但是目前经济危机并未见底，春节后直至明年的情况将给您更糟糕。因此，春节过后估计还会有更多企业坚持不下去，或将引发更大规模的裁员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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